业精于勤｜中国水下纪录片“拓荒者”周芳：从零到一，从十到百
厦门欧厝村。一种通体透明的鱼，难住了周芳和她的纪录片团队。
她们在找文昌鱼。这种分布在热带和温带浅海海域的水生动物，是纪录片《水下中国》第二季的拍摄对象之一：身长五厘米，仅半根手指的大小，加上头尾两端尖细，身形近乎晶莹的透明，通常无法用肉眼直接观测。白日里，文昌鱼习惯将半截身子藏进沙砾之中——更为在野外环境寻觅其踪迹增加了难度。
野生文昌鱼观测不易，直接导致文昌鱼相关的研究与文献资料大多基于生物繁殖和遗传学，由生物科研团队对文昌鱼进行人工繁育后，在实验室内观测得出。于是，当周芳和团队试图在野外拍摄文昌鱼，首先要面对的是一片空白。此前国内未有任何关于文昌鱼野外生活习性的相关研究。她必须硬着头皮，边当纪录片总导演，边当业余生物学者，和摄影团队一齐用镜头补足野外观测的实践。
这是周芳制作《水下中国》系列纪录片时常见的情况。国内水下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着诸多空白之处，时常拍着拍着，纪录片的“记录”便让位于去伪存真的“调研”——这也让周芳和她的团队，宛若一群极具战斗精神的科学队伍。
当《水下中国》第一季于 2019 年问世，中国海域神秘幽暗的水下世界揭开面纱，观众惊讶地看到，在我们的水域之下，竟有沉睡的“金字塔”和长城，以及幽深的洞穴、沉船甚至牌坊……它被人比作中国的《蓝色星球》。因为展现出已然存在多时却从未被揭示的景观，周芳有了个妥帖的别名，“拓荒者”。
在这之前，她更为人熟知的别名，或许是微博名“追鲨鱼的PAU PAU”。名字道出了与鲨鱼的情缘：2012 年，在塞班岛的 PAU PAU Beach 做水下摄影，首次“邂逅”鲨鱼，周芳便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，PAU PAU，以纪念这次相遇。和大多数人类似，当时的周芳“受困”于电影和文学作品塑造的鲨鱼形象，当潜入 15 米深的珊瑚礁通道，眼前突然出现三只白顶礁鲨时，整个人既特别兴奋，又特别害怕，考虑了很久，还是象征性地按了两下快门，便转身走了。
那时，周芳刚开始接触水下摄影。因为一次在澳洲大堡礁度假的潜水经历，她开始痴迷海底无尽的深蓝与幽静，成了彻头彻尾的潜水爱好者，平日在投行做经理人，有时间就去世界各地的海域潜水，用镜头记录水下世界的绮丽。
查过许多资料，同潜水指导进行深入沟通，周芳才发现，鲨鱼是被人类误解最深的生物，也是最颠覆人类认知的生物。“大多数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，更不会因为你在它身边游泳就转过身来咬人。全球 400 多种鲨鱼当中，真正有攻击性的不超过 10 种，这 10 种鲨鱼有特定的生活区域。至于影片中大白鲨张开血盆大口的画面，多半发生在它们捕食失败时——那是它们在发泄情绪。”
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差，周芳决心追逐鲨鱼，用镜头下鲨鱼的可爱形象，打破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。这些年来，她在不同海域见过至少 40 种鲨鱼，“佛氏虎鲨，长得很凶，牛头马面的，背上还带刺，但其实很腼腆；还有一些非常善于伪装的，比如印度尼西亚的一种特有的叶须鲨，经常藏在珊瑚礁或岩石中，很难发现，以及沙地中的吉他鲨，就像被压扁了的鲨鱼。它们和我们所熟悉的大白鲨、公牛鲨、虎鲨，长得完全不一样，绝大部分鲨鱼相对而言都非常温柔，包括体型最大的一类，鲸鲨。”
对周芳而言，无论长时间的潜水、水下摄影，或是直面鲨鱼，都是与自我的某种对抗——前者是意志与身体的作战，后者则是理性与本能的搏斗。
但周芳说，她不是那种遇到困难、挑战和挫折会赶快绕道走掉的人，“一般都是直面它，想办法去解决它”。就比如，发现自己畏惧鲨鱼，就直接去墨西哥海域寻找大白鲨；起初潜水不够专业，就一瓶一瓶氧气罐背着下水，一次一次累加，从几十瓶到几百瓶；非科班出身，对镜头语言不够娴熟，就坚持拍，用大量所谓无逻辑、无头绪的废弃无效镜头累积经验。她坚持相信，哪怕是从没做过的事情，只要反反复复不停地做一万次，也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。在周芳的个人叙事中，“业精于勤”并不是一句口号。
抱持着这种态度，2015 年，30 岁的周芳从投行辞职，通过影展、分享会、纪录片不断传递她和鲨鱼们的故事，同时，奔赴全世界海域，成为一名全职的海洋纪录片导演。目前，聚焦世界水下故事的《潜行天下》已经拍至第三季，探索中国水下故事的《水下中国》第二季则将于今年 7 月正式杀青，进入后期阶段。
纪录片带来的挑战是多元的。一来，纪录片的客观与科学属性，对周芳和团队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这时候，“笨办法”派上了用场，她和团队往往从最基本的网络搜索起始，再读专业文献、看相关书籍，求助专家调研团队，最后进行实地的水下考察、观测，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，以确保在记录水下景观时足够精准。
再者，水下能见度最高的冬末春初，是水下最冷的时期。周芳这样的资深潜水者，穿着潜水衣在低温水域最多能待半小时，一遍遍重来后，才将耐受时间延长至一小时。但这只是水下摄影对身体发起的挑战之一，大部分时候，周芳自己扛几十公斤重的设备和气瓶，高海拔，或者是要徒步走比较远的距离。
自然类纪录片也是对耐心的极大考验，水下的不可控因素甚于陆地，水的能见度、水域的深度、天气等变量，会直接对拍摄的画面造成影响。“可能你在同一个地方潜十次，没有一次拍到的画面是一样的，所以就特别考验耐心。我们会为了拍一个镜头等很多次，等一两年，也可能等到最后，依然什么都没等到。”
《水下中国》第一季的一集拍珊瑚产卵，这景象一年只有一次，时长约三十分钟。水温、环境、珊瑚种类，种种因素都会导致珊瑚产卵的时机不同，因此，每晚 8 点到 12 点，周芳和团队成员轮流下水守候，终于在第八天晚上，拍到了粉色的卵。
“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是拍到的时候！当我通过自己的学习，发现和锁定拍摄的主题，在一次又一次失败后累积出来一些成果，又能用相机把它记录下来，是最为喜悦的。”
这喜悦不同于摄影师拍到奇观时单纯的喜悦——而是身为拓荒者，从零到一，于空白中创造秩序，于荒野中拓金寻宝的喜悦。尤其是拍摄云南抚仙湖水下古城的经历，至今记忆犹新，它让周芳对国内神秘水域产生兴趣，更是起心动念：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填补这片认知的空缺，让潜水员乃至公众都知道，水下还有这样历史的、人文的奇观？
一开始下水，周芳就遇到了困境：水的能见度很低，相关资料近乎于无，广阔水域中找不到合适的潜点，下水后往往一无所获。灰心几时，周芳还是决定继续，接连找到传说中层级结构的水下金字塔，以及建筑体上极具标识性的神秘图案和符号，随后与研究高原湖泊水下考古的张国才教授的专业团队联络，进行长达两年的合作，其间反反复复地用镜头求证：这究竟是传说中西汉王朝的豫园，还是古滇国？最后，科研团队通过她取材的影像得出结论，抚仙湖水下古城与三星堆属于同一时期的文明。
这是一次极大的鼓舞，周芳发现，自己既非专业影像创作者，亦不是水下考古研究者，却可以通过努力和意志，去求证缺席的“真相”，记录探索的过程，揭开中国水下神秘世界的面纱，“尽管当时节目还没有播出，也不知道播出后会不会有人看，大家会不会喜欢，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却是极其振奋的。”
回到开头的文昌鱼。如果说《水下中国》第一季是对水中国景观的“群像”式呈现，第二季，周芳希望视野窄化、深化，锁定自然科学领域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六种水生生物，斑海豹、中国大鲵、文昌鱼、青海湖裸鲤、中国鲎以及中华鲟。而镜头，就跟随这些水生生物的迁徙路径，模拟其视角，记录它的日常行为：它们生活在什么区域？白天跟晚上有什么区别？什么情况下会改变自己的位置？它和伙伴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？
用镜头回答这些问题是困难的——但一如往常，周芳并不畏惧困难。从陆地跃入海洋，潜入全然迥异的另一个世界时，没有犹豫，从投行转换赛道投身影像创作时，亦是沉着的、踏实的，跨越好几个世界，面对未知和陌生，手里紧紧攥着一条绳索，即“拓荒”本身的好奇。
“我经常说探索海洋可以干到老，因为只要不断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，就永远不会觉得这件事做完了。”周芳说，自己现在比之前更忙，忙着自我驱动，去学习更多，看见更多，或者，忙着寻找内心的鲸鲨。
与个人首部纪录片作品《寻找鲸鲨》同名，周芳也一直在近海开展公益活动，带领志愿者，增强对于海洋保护的认知。项目名为“寻找鲸鲨”，目的却不是寻找，“鲸鲨”也不仅仅是鲸鲨，而是一座了解海洋和鲨鱼的桥梁。
作为一种高度洄游性鱼类，鲸鲨亦是全球已知体型最大的鱼类。因为居无定所，悠游在茫茫大海中，没有固定的行迹，它被称作独行侠，据说，在海洋偶遇鲸鲨的几率远远低于看到流星。寻找鲸鲨，如一则美妙的隐喻，它关乎一个遥远的蜃楼般的梦想，牵引着陆地上的人一次次奋不顾身地下潜。从零到一百，看似幻梦一场，但周芳笃信，做好那个从零到一的人，才会有从十到一百的奇观显现。
以下是我们与周芳的更多对话：
《WSJ.》：《水下中国》第二季目前进展如何？
周芳 ：现在是拍摄的收尾阶段，基本上完成了 90% 的拍摄。7 月之前会完成所有的拍摄，然后就正式进后期了。我们是 2019 年开始筹备的，从制作上来说，这个周期有点长，但是从做自然影像记录的角度来说，又会觉得时间还不够长。尤其第二季，我们做的是中国濒危的水生生物，需要一年四季不断观测它的行为，所以每拍一次都会发现还有新的东西可以拍，还可以拍得更好。如果给足够多的时间，永远是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
《WSJ.》：挖掘拍摄的地点和对象时，你和团队都有哪些筛选标准？
周芳 ：第一季内容有自然的、人文的、历史的、古迹的，我们把它叫做中国水下群像，全面地让大家看到中国水下有什么。第二季我们做了专业的细分，视野收窄到水生生物，但还是太大了，所以最后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六种濒危水生生物——它要有中国特色，要涵盖到水生生物的各个领域，比如哺乳类、两栖类、甲壳类，水域也有区别，包括淡水水域的、高原湖泊的、海洋水域的，也有大众相对知道和完全陌生的物种。最后确定斑海豹、中国大鲵、文昌鱼、青海湖裸鲤、中华鲟、中国鲎，六种。
《WSJ.》：你们团队有多少人？
周芳 ：一共是 8 个人，导演除了我和我们的全职编导之外，还有两个导演是外部的，但他们也会负责水下中国六个选题当中的几个。我同时负责这六个选题，每一个选题我都会亲自地跟拍，所以对六个物种都会需要了解。但是整个拍摄过程一定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。
《WSJ.》：第一季最终的呈现为六集纪录片，但你们在三年间去到过 24 个城镇，如何决定其中的取舍？
周芳 ：肯定还是要跟最后六个大的选题内容有关系。我们后来放弃了很多素材，发现它的内容不够饱满，太空泛，比如说，在讲珊瑚的那集，我们就放弃了中国香港拍摄的素材。
珊瑚主题，我们是从中国最北的东山岛开始往南拍，希望把中国水域不同纬度的珊瑚都选一个点来做记录。东山岛，北纬 24 度，很特殊，因为同纬度国外的海域没有珊瑚；徐闻县，中国大陆板块最南端，建立了国家级的珊瑚保护区，水下珊瑚的群落在中国大陆板块占地面积最大；西沙群岛，有很多大陆板块没有的珊瑚的品类。珊瑚礁的生物也有差异，比如说往北会是耐寒一些的生物，在南边会发现大量的热带生物，热带鱼类也会出现，色彩会更丰富。
香港正好卡在中间，珊瑚的品类、珊瑚礁的生物群落都不算独特，占地面积也不是很突出，无法形成差异，所以我们最后就把它放弃了。
《WSJ.》：第一季行进的线索跟年代、地理位置有关，这一季呢？
周芳 ：因为生物是主线，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根据动物行进的路线，或者是它生活的规律，来设计这一季行进的路线。
比如说斑海豹每年 11 月会从俄罗斯白令海峡来到中国，它是中国唯一能在海域繁衍的鳍足类动物，这群生物会到渤海湾的冰面上产崽，到了春天，小宝宝们长大之后，它们又会再往南一点，去盘锦水域捕鱼，再暖和一点，到了 4、5 月份，它们就动身回到朝鲜。我们是跟着他的路线走的，所以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冰上拍它，然后春天小幼崽开始学习捕鱼，开始独立的时候，它们在哪个区域，我们会跟着它们拍摄。
《WSJ.》：在镜头语言方面，是否需要脱离“人类中心主义”？
周芳 ：是的，拍生物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注意。要有动物视角，我除了拍它们，还要考虑如果是它们的眼睛就是相机，会看到什么，在水下会怎么动，怎么跟周边的其他生物互动，甚至它扭头、游动、捕食，都需要有它的视角在里边。这个肯定是跟我们常规地记录一个东西有区别。
《WSJ.》：除了《水下中国》这样的大项目，日常还包括哪些工作？
周芳 ：我们同时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中国的系列，《水下中国》，另一个是国外的，已经做了 3 季，叫《潜行天下》，它是讲述国外的海底自然生态的纪录片，跟中国的水下是两条并行的线。同时会做公益的活动，叫寻找鲸鲨，希望在中国沿海慢慢影响周围的岛民、学生，所以我们走到一个地方，就会做一场这样的活动，跟当地的渔民或潜水员、游客在海边做分享，有时候也会组织大家潜水。
《WSJ.》：我们的专题栏目叫“业精于勤”，对你而言，如何理解这个词？
周芳 ：这应该算是我的座右铭了。因为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，但我又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外行，不是学电影、摄像或者影视制作、编导出身，也不是海洋生物学家或者是动物学家，这些都不是我的专长。当我跨到一个全新的领域，还想把它做专业、做精的话，可能要比别人要付出更多。所以我首先要用勤来补拙，补拙了之后，才能够开始“精于勤”，我比别人还要多一个步骤。
比如说，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用镜头、用画面来讲故事，所以我第一季，或者第一季之前，都有大量毫无逻辑、没有头绪的废弃的素材存在，在不断地失败中累积经验。现在拍纪录片，不管是中华鲟也好，沉船也好，选题的专业性也是我现在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补的。所以我觉得跟之前在投行相比，我现在可能会更忙，这种忙来自自己的驱动，我知道我还有很多缺乏的东西需要去学习，学习别人拍的东西，学习别人研究的知识。
《WSJ.》：听说过一些很危险的潜水经历，尤其是在广西洞穴潜水里拍摄盲虾那一次，你们差点遭遇生命危险。水下拍摄的危险系数有多高？
周芳 ：我们在水下其实经常受伤，但不会是这种有生命危险的。我们常年会在海里被海胆扎，或者被有毒生物伤到。但在水下，我们也会专门配备一位水下安全员，一般是当地对这片水域比较熟悉的人，他会起到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。同时每个摄影师都会有一位摄影助理，除了帮忙打光，做一些辅助的工作，也会做安全引导，关注还有多少气量，在水下拍摄了多长时间，等等。
《WSJ.》：去年是你水下摄影的第十年，现如今，每一次从船上下水，你都会想些什么？
周芳 ：刚开始潜水的时候还是以享受潜水、探索另一个世界的未知为主，享受视觉的乐趣，会希望水的能见度高，生物多样性不错，但现在可能更多是看到画面背后的东西。比如说以前看到一片海带林，会觉得好漂亮，如果光线好能拍出很好的照片，现在我们看到就会想知道这是什么品种，它为什么会立在那又不倒，它是怎么浮起来的，它怎么繁殖，它里面生活着什么样的鱼。变成了做纪录片的视角，知其然，但更想知其所以然。
《WSJ.》：你提到过，追鲨鱼、记录鲨鱼，正是你爱护它们、让它们被公众看到的方式。但它是否也存在理性以外的缘由？
周芳 ：真正喜欢上鲨鱼，是因为发现它们不光是没我们想象得那么恐怖，还有很多个体性格上的差异，和人类非常类似。另外就是，我喜欢水下，因为它的环境没有打扰，非常纯粹和安静，而鲨鱼在所有海洋生物当中，又是非常独特的一种，它很聪明，又非常简单。它只有两种需求，捕食或繁殖，所以它不会像在陆地上和人类相处那样有很多的动机，不会很复杂，也不会嫉妒、贪婪、有欲望。
《WSJ.》：你一直致力于向公众科普鲨鱼生物特性，并且参与杜绝过度的鲨鱼捕杀，就你的了解，目前全球鲨鱼的生态是否有所改善？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
周芳 ：其实鲨鱼的状态仍在恶化，先从全球的角度来说，鲨鱼的数量在不断下降，去年 nature 杂志的官方统计数据说，3/4 的鲨鱼类物种已经濒危，其中因素很多，栖息地的破坏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更早以前，还包括人类出于食用目的的捕杀。
我们能做的，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不要去使用任何相关的商业制品。另外一点就是需要更多的人了解到什么物种是濒危的。我在给渔民做培训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其实分不出哪些是濒危物种，哪些是经济类鲨鱼。经济类是可以食用的，数量多，繁殖能力强，但沿海的市场，比如福建、浙江，还是能看到有人卖小的锤头鲨，在国际上它已经是完全的濒危物种了。所以我觉得科普特别重要。
我经常会被问到，对全球哪个地方印象特别深，或者是特别喜欢哪个地方？答案一直是加拉帕戈斯，除了物种丰富，最重要的是，每一位岛民都有特别强的保护意识，每一位岛民都在向上岛的人宣讲，如何热爱、守护这片净土以及海里的生物，会随时弯下腰去捡地上的垃圾。这种发自内心的、真挚的、朴实的爱，给我带来很大触动。
《WSJ.》：你经常在微博发布拍摄到的海洋生物及其相关科普。在你的文字和镜头中，海洋生物仿佛是有情感的，而非“图鉴”中平面的、符号式的存在。这种有别于传统生物研究的视角，是你有意去展现的吗？
周芳 ：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适合我个人的，因为可能是我的身份跟一般的科普人员不太一样，我是一个行走的记录者，我所有的科普都是来源于实践，是在理论基础上我自己实践的体验和感受。我一直在跟我们做新媒体的同事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，那么我要做的首先就要真实，不用去扮演某一个领域的专家。
《WSJ.》：可以谈谈纪录片导演 Rob Steward 对你的影响吗？
周芳 ：开始拍鲨鱼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看鲨鱼的纪录片，发现导演 Rob Steward 也是一个水下摄影师，也是对鲨鱼极度痴迷，我在他身上好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样子，就想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，自己做片子去科普鲨鱼，用自己的影像去保护鲨鱼。我在他身上找到了目标和方向。
但 2017 年，拍摄《鲨鱼海洋 2》时，他在佛罗里达州伊斯拉莫拉达附近海域失踪了，我不敢相信这位“鲨鱼庇护英雄”走了，那天写了特别长的朋友圈，意思就是要接过接力棒，我要守护鲨鱼。
《WSJ.》：在拍摄过程中，还有谁给过你启发吗？
周芳 ：科研的工作人员，都是我想要去感谢的人。对我有特别大触动的是张威老师，他是在中国 80 年代最早一批被送到荷兰去学潜水的人，退休时已经是中国水下考古中心的主任，这个领域的大前辈。我见到张威老师，是通过 2019 年福建定海湾举办的中国水下考古 30 周年活动，这个会议邀请了老一辈水下考古的前辈参与。选择定海湾，是因为中国完全自主进行水下考古的第一艘船“定海一号”就在这里。
我也不是参会人员，飞过去之后就找张威老师。他跟我分享，当年之所以送他们去学水下考古，是因为当时南海海域的近 2000 艘古代沉船里有无数中国的珍宝，由于我们没有类似的技术，全都被英国、荷兰的海盗盗捞走，拿去拍卖，价值不菲。张威老师也参加过拍卖过，国家给了水下考古中心 5000 美元，90 年代时一笔巨大的数字，想让他们去拍一件瓷器，但因为太贵，根本拍不到。那些盗捞南海瓷器的人，动辄捞上来几万件，为了让自己的东西奇货可居，卖更高价钱，绝大部分的瓷器都被砸碎扔进海里。国家发现了这个问题，才成立了水下考古中心。
我听这些分享的时候热血沸腾，那个年代的前辈们不计报酬，也没有想过名利，完全是临危授命。因为他的支持，我才能去福建拍沉船，下去拍的时候，切实看到他跟我描述的场面，海底的瓷器全部被盗捞一空，破碎的青花瓷、青釉盏散落一地。后来张威老师跟我说，他特别开心国内有我这样的人愿意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，传播出去，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国家有水下考古中心，更不知道这个团队是做什么的。他们一直研究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，研究沉船里面的遗迹、古代文明，不管是研究还是说它本身的价值，都很少人知道。他很开心我们这代人有这种使命感，去记录，去传播。
我们不见得能有很强大的力量，但总要有人从零到一开始做这件事情，别人看到之后，就有从一变成十再到一百的可能。总得要有人去做这件事情。
《WSJ.》：近期关注的与海洋相关的事件是什么？
周芳 ：我前段时间在美国，所以特别想知道美国水下生态环境和我们的不同，包括当地的保护政策有怎样的区别，而因为拍中国的大鲵，我也在研究日本的大鲵，给日本的专家写邮件进行联系，约了八月份去日本，让专家带我去山野里找交配期的日本大鲵。包括我也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寻找保护鲨鱼的更好的方法，希望把寻找鲸鲨的科普宣讲、公益活动继续往下做。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，都会先去当地的国家公园，因为它相对成熟，也会有更多的方法去记录动物的行为，做科普教育，更多是学习他们的一些方法。